长沙花鼓戏
民间小戏剧种。它形成并流行于旧长沙府的十二属县：长沙、善化(今望城)、湘阴、浏阳、醴陵、湘潭、湘乡、宁乡、益阳、安化、茶陵、攸县，以长沙官话为统一的舞台语言。过去多称为“花鼓班子”，或以班社命名，如得胜班、土坝班等。1947年西湖班进入长沙市汇合长沙班子，也曾称为楚剧改进社，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正式定名为长沙花鼓戏。
长沙花鼓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演出形式和脚色发展上看，可分为“对于花鼓”(二小戏)、“三小戏”和多行当的本戏。班社的演变，有草台班(半职业)、半台班(同湘剧合演)，以及专业班(四季班)的不同组合。声腔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民歌灯调、戏曲正调(打锣腔、川调)的形成和诸声腔合流而综合发展的成熟阶段。
地花鼓和对子花鼓(二小戏)阶段，持续的时间较长。顺治己亥(1659)王夫之撰《南岳摘茶词》其一曰：沙弥新学唱皈依，板眼初清错字稀，贪听姨姨采茶曲，家鸡又逐野凫飞。此处所指“采茶曲”应为湘中民歌，花鼓戏中称之为“采茶调”，是早期的主要唱调之一。“儿童秀丽者，扎扮男女装，唱插秧、采茶等曲，曰打花鼓。”（见《宁乡县志》）载歌载舞的地花鼓、花鼓灯逐步戏剧化，产生了花鼓戏的原始形式：“服优场男女衣饰”、“童子装丑、旦剧唱”的对子花鼓戏(二小戏)(见嘉庆二十四年《浏阳县志》)。乾隆三十年(1765)《长沙府志》记载：“舞灯以后，又各聚赀唱梨园，曰灯戏。”演出的形式是半职业、季节性的草台班。行当为小丑、小旦，剧目以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为主，如《看镜》、《扯笋》、《扯萝卜菜》等等。
“三小戏”在花鼓戏的发展史上是最有特点的一个阶段。脚色的发展，声腔的确立，是这个剧种走向成熟的重要环节。湘北洞庭湖区的山歌、号子和薅歌，同高腔结合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唱众和，以鼓击节”的打锣腔。徒歌帮腔、锣鼓配节的锣腔小调起始更早，打锣腔的形成也不晚于嘉、道年间。“川调”声调格式为分节歌结构民歌体，它同川北灯戏之“梁山调”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现已是初具板式规模的戏曲声腔。川调与打锣腔是同期发展的声腔。打锣腔搬演部分高腔剧目，如《芦林会》、《清风亭》、《三元记》、《牧羊记》等；川调多演大路子戏，如《刘海砍樵》、《赶子牧羊》、《鞭打芦花》、《粱祝姻缘》等。川调的板式分导板、一流、二流、三流，与相邻的弹腔剧种称呼基本相同。
三小戏阶段，剧目增多，故事多属反映士农工商生活，没有帝王将相，主要的演出形式是半台班。西湖的得胜班就是长沙花鼓戏中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半湘半花”的班社。受湘剧艺术的影响，三小戏的发展，表现为题材的不断扩大，生、净二行的加入，声腔的完善及伴奏音乐的丰富，大量的锣鼓点及伴奏曲牌被吸收。
长沙花鼓戏专业性班社的出现及诸声腔的综合发展应在清同治(1862—1874)以后。四季班成立较早的是光绪年间的义和班(本家赵少丰)。更多的专业班社大多出现在辛亥革命以后，并逐渐走向城市。由于历代统治者均禁花鼓，专业的花鼓戏班社多还具有演唱湘剧的技能。花鼓戏艺人遇到军警抓人禁戏，就改唱湘剧，军警走后，仍唱花鼓戏。
长沙花鼓戏扎根在民间，以广大乡村和小集镇为基地。因各地民间艺术、民俗和乡音土语的差别，艺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形成了几种不同艺术特点的艺术流派，艺人称为“路子不同”。有益阳路子、西湖路子、宁乡路子、醴陵路子和长沙路子，过去曾把它们称为益阳花鼓戏、醴陵花鼓戏等。各路花鼓戏在发展过程中均有自己的班社、艺师及代表性艺人，剧目、声腔、表演及音乐风格上也有差别。
益阳路子指益阳、桃江、沅江一带的花鼓戏。清道光、咸丰年间有著名的大兴班活动。三喜聋子与赵少丰是有成就的艺人。代表性的唱腔是“益阳川调”和“八同牌子”(打锣腔)。川调有系统的板式，打锣腔也有不同节奏特点的段式，益阳路花鼓在声腔发展上是最完善的。剧目多正戏、悲苦戏，如《雪梅教子》、《芦林会》(打锣腔)、《偷诗赶潘》、《赶子上川》(川调)。
西湖路子指洞庭湖区南县、安乡、华容诸县的花鼓戏。它开科较早，班社最多。鲁文智设怀德堂教科，艺徒王三洛等首创得胜班(半台班)。余菊生继建云华班。抗日战争时期何冬保等人的胜利班。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西湖艺人进入长沙市，同长沙艺人合流建立楚剧改进社，对长沙花鼓戏的形成影响颇大。唱腔也以川调、打锣腔为主。在发展中，不少打锣腔曲牌被改编成川调结构的弦子腔，剧目大体与益阳路子相同。
宁乡路子多爱情生活与民间故事的三小戏，轻松活泼。如《小蓝桥》、《小槐荫》、《游春》、《买胭脂》、《小姑贤》、《讨学钱》等等。唱腔承袭川调之声腔结构，运用派生的方法，发展成宁乡正调曲调系统。
醴陵路子系指湘潭、浏阳、茶陵、攸县、醴陵一带的花鼓戏。剧目及表演特点通大路子。也有小部分打锣腔戏，如《送表妹》、《湘子化斋》、《洛阳桥》等，属锣腔小调。唱腔为川调结构，曲调分为“醴陵川调”和“嫂子调”两个曲调系统。
长沙路子系指长沙市区及近郊的花鼓戏。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在这里，统治阶级对花鼓戏的迫害更甚，艺人常被抓去坐牢。迫于生存，花鼓戏出现了一种新的演出形式：“排街戏”，艺人称为“穿格子”，即花鼓清唱。唱腔以小调为主，兼用部分川调。著名艺人有钟瑞章、段录生、杨福生等。民国二十五年曾有“隐名票友”为百代公司灌制了《雪梅教子》（木马调)、《劝夫》(采茶调)和《红绣鞋》、《喜报三元》(丝弦小调)三张唱片。
长沙花鼓戏在本身发展的历史中，还集中了各路花鼓在艺术上的特点。建国前数年，西湖班、益阳班、宁乡班、湘潭班、浏阳班常来省会，长沙艺人亦外出搭班演戏，互相交流，集各路花鼓之精萃而发展，促进了各路花鼓之艺术合流。现今之长沙花鼓戏能成为艺术发展比较成熟、影响颇大的剧种，同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关系甚大。
长沙花鼓戏剧目今存二百一十多个(包括折子戏)。用川调演唱的占百分之七十，打锣腔和小调戏占百分之三十。闹剧、喜剧多于正剧，具有生动、形象、通俗、风趣的民间文学特点，以塑造朴实、淳厚的人物性格见长。
长沙花鼓戏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各个时期艺人的艰苦创造，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由于花鼓戏历遭严禁，许多班社已处于奄奄一息。它的真正繁荣兴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三十多年来，长沙花鼓戏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五十年代，花鼓戏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整理传统剧目，剔除糟粕，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内容健康、艺术上较完美的戏。如《刘海砍樵》、《南庄收租》、《讨学钱》等等，同时也用花鼓戏形式编演现代剧目。如《田寡妇看瓜》、《双送粮》、《好军属》、《祥林嫂》、《三里湾》等，受到好评。
1953年建立了以新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湖南花鼓戏剧团，1959年扩大建成省花鼓戏剧院，大量编演现代戏。音乐创作立足长沙、放眼全省，博采广用；表演与舞台艺术全面革新。多方面的探索与实验，使长沙花鼓戏改变了历史故貌而更加趋于成熟。
六十年代，是长沙花鼓戏的兴旺时期，全省有长沙花鼓戏剧团三十多个。1960年省戏曲学校成立了花鼓科，集中一批名艺人任教，以教授长沙花鼓戏为主，学生毕业分配到剧团，成为革新花鼓戏艺术的生力军。更多的新文艺工作者进入剧团或同艺人合作，学习传统，研究传统，大胆创新。收集大量的音乐、表演资料及传统剧本，出版了《湖南花鼓戏音乐》、《长沙花鼓戏音乐》等专集。1962年省文化局与湘潭地区联合对长沙花鼓戏的源流、沿革、剧目、音乐、脚色、表演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湘潭专署文教局编辑出版了《湘潭地区花鼓戏资料》一书。省戏曲工作室还把多年来各剧团(院)创编的优秀唱段，编印成《新腔选》两册。
这个时期创作、改编的剧目有：《我的一家》、《山乡巨变》、《真的对不住》、《菊花石》，以及参加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的现代小戏《补锅》、《打铜锣》。整理的优秀传统剧目有《刘海戏金蟾》、《八百里洞庭》、《小槐荫》、《访友》、《送友》、《芦林会》、《游春》等等。
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现代戏创作得到大丰收。代表性剧目有《牛多喜坐轿》、《碧螺情》、《八品官》、《啼笑姻缘》等等。现代戏的编演，促进了长沙花鼓戏在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的全面变革与提高。现在的长沙花鼓戏已经成为一个多声腔综合发展、曲调联缀与板式变化相结合，艺术上更为成熟，表现力更为丰富的戏曲剧种，也是湖南地方戏中剧团最多的一个剧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