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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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支 秦腔剧作者 高培支高培支,男,秦腔剧作者。名树基,别号悟皆,祖籍陕西富平。

毕业于陕西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在西安各中学、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数学教师。1912年,与李桐轩、孙仁玉等发起创建易俗社,他认为:“化装讲演,所负责任,即是改良社会。改良即革命,革命即是易俗。时间无停止,革命无停止,社会无停止,易俗无停止。”

高培支共创作了54部戏曲作品,《鸳鸯剑》、《夺锦楼》、《宦海潮》、《鸦片战事》、《二郎庙》、《亡国影》、《纨绔镜》、《人月圆》、《侠凤奇缘》、《崖山泪》等成为易俗社常演的剧目。

高培支不仅擅长编剧,而旦还有很强的管理才能。他曾在易俗社4次担任社长,长达14年。还先后担任名誉社长、剧务主任、教育主任、营业主任等职务。他担任社长职务,不领取易俗社的薪金,仅靠他在其他学校教课的收入维持生活。为了易俗社的事业,他谢绝了友人给他安排的官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易俗社副社长,并当选为西安市文联委员,西北文教委员会委员。出生:1881年,光绪七年(辛巳)逝世:1960年,农历庚子年人物分类秦腔 剧作者


西安易俗社 ;秦腔

  高培支(1881—1960)、秦腔活动家、剧作家。名树基,别号悟皆,陕西富平县人。幼年于私塾读书,后入陕西高等学堂学习,毕业后例奖“拔贡”。辛亥革命后,曾任陕西都督张翔初的总务府铸印官。后转入教育界,历任西安各中等学校,师范学校语文、国音、数学教师,并任陕西省图书馆长,注音字母制成公布后,他大力推广,是陕西地区最早讲授注音字母的先驱,对普及国民教育起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元年(1912),他同李桐轩、孙仁玉等人,同为易俗社的组织发起人,主张用办学校的精神和方法开办剧社,以期达到补助社会教育的目的。他在自述中说:“化装讲演,所负责任,即是改良社会。改良即是革命,革命即是易俗。时间无停止,革命无停止,社会无停止,易俗无停止。”   民国初年起,高培支几度出任易俗社社长,都是受命于艰危之际,任重于多事之秋。民国八年一月,他被选为第四任社长时,正值军阀混战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安,剧社营业锐减,债台高筑,等米下锅;民国十一年,担任第七任社长时,易俗社内部管理混乱,业务不振,演员思想浮动,无心演戏,而且有一部分人拉班出走,几有搞垮剧社的可能。高培支接理社务,即以断然手段开除了违犯社规,企图另立山头的闫宝华、何注易两人,遂使社风为之一振,演出逐渐正常,营业收入日益增加。民国二十七年元月,高培支担任第十一任社长,直到民国三十五年,历时八年,也是易俗社最艰难的历程。国民党乱抓壮丁补充兵源,演员深恐被抓,终日惶惶。加之敌机不时轰炸西安,还得疏散躲避,在乡奔驰。高决定白天疏散、晚上演戏,每天早晨发给每人十个馍馍,出城到十五华里远的东南观音庙村集中练功和排戏,晚上赶回城里演出。保证易俗社依然弦歌不辍。   高培支从事翰墨生涯,几十年来所写剧目计五十四个,常作演出的有《鸳鸯剑》、《夺锦楼》、《二郎庙》、《亡国影》、《纨绔镜》、《人月圆》、《当头棒》、《宦海潮》、《鸦片战纪》、《公债热》、《侠凤奇缘》、《崖山泪》、《端阳苦乐记》等,或歌颂爱国英烈,或鞭笞社会蠹虫;或以细腻之笔描述青年男女冲破礼教蕃篱的悲欢离合,或以委婉之词劝喻群众摒弃鬼神迷信,都深为群众所喜爱。他编写本戏,在易俗社的编戏史上,首推始元。《陕西易俗社第三次报告书》中说:“本社开幕,李桐轩、王伯明皆有本戏,然篇幅皆不甚长;长本戏之编,自培支《鸳鸯剑》始。其为戏也,善以复杂之事实,错综变化,似将合而复离。意欲完而未尽。评戏者有“长江大河、波澜壮阔之誉”。尤其是《纨绔镜》和《人月圆》两剧,社会反响强烈,一度出现了父携子、妻伴夫到易俗社,感谢这两剧对他们的教育:戒了烟、戒了赌,戒了嫖,改邪归正,促进了家庭的团结与和睦。   培支自幼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所写剧本唱词,多有抑扬顿挫,悦耳动听之美。   培支治社极严,先后为易俗社制订了许多社规,并立了四字社训和八字守则,要求学生做到“勤、俭、洁、整”。提高了艺员人格,保障了剧社纪律。他为人耿直,不谋利禄、布衣疏食,泰然自若。他任社长职务,不支薪金,仅靠在其他学校教课的收入度日,生活十分清贫,邵力子主陕时,暗示他可以调动一下工作,借以摆脱他的窘境。他谢绝说:“当县长,搞收税,不要说要铺保,就是请我,我也不干。我只盼望能够按时领到讲课的钟点费就心满意足了。”说毕即辞邵出门,邵为之动容,并亲送他离去。他具有爱国之心,乐于接受新事物。民国二十七年,在任易俗社第十一届社长时,丁玲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来到西安,进行抗日宣传,在国民党当局不予支持的情况下,高培支出于抗日救国之情,不仅租借了剧场,还在演出上给予很多支持,并赠送演出行头一套。   1949年西安解放后,高培支欢迎党和人民政府接管了易俗社,任副社长,并被选为西安市文联委员、西北文教委员会委员,1950年赴京参加了工农教育会议,光荣地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认真,曾精读六次,并说作为编戏的指针,要学习一辈子。1960年3月病逝于西安市,终年七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