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粹庭
樊粹庭1905年3月15日出生于河南遂平县，1935年在开封创办豫声剧院。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率剧团一路演到西安，沿途收留了许多战乱中的孤儿。到西安先办起狮吼儿童剧团，后成立了西安市狮吼剧团，地点就在解放路民乐园，这就是西安豫剧团的前身。直到1966年去世，樊粹庭都没离开过西安。
西安豫剧团团长朱炜合告诉记者，樊粹庭用毕生的精力把豫剧从高台带进了剧场，从乡村打进了城市，使其和京剧一样成为全国大剧种之一，取得了豫剧200多年发展史上最大的飞跃。在他从戏的30年间，先后创作、改编了《凌云志》《义烈风》《女贞花》《王佐断臂》《劈山救母》等60多部豫剧名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剧目在古城盛演不衰，场场爆满，有些至今还闪耀于舞台。为了纪念这位豫剧大师，西安戏剧界近期将推出纪念专刊，全面展示樊粹庭及狮吼剧团的珍贵资料和当年演出的盛况。
樊粹庭(1905～1966)，原名樊郁，男，豫剧导演、剧作者。有“现代豫剧之父”之称，是集编、导、演于一身的豫剧通才。河南省遂平县潘庄人。192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学生时代经常出入戏院和票房，与艺人交往，并粉墨登场。1934年创办豫声剧院，自任团长、编剧和导演，改革豫剧的表演、音乐、服装及化妆。1935年开始编写剧本，在20余年中创作、改编剧本58 部，他的多数剧作思想内容比较健康、进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的剧作结构严谨、情节曲折、手法新颖。代表作有《叶含嫣》、《涤耻血》、《红珠女》等。他还是一位勤奋的戏曲导演，一生排戏60多部，以细致、深刻见长。
1919年离家到开封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就读时，不顾父亲训斥和老师劝阻，与几位喜爱文艺的同学组建起国剧(京剧)队，自任队长。课余时间组织同学们排练，节假日就搭台演出。他曾扮演《赵氏孤儿》的程婴，以及《女起解》中的崇公道。期间，还在冯玉祥成立的河南农村训练处艺术股兼职教授过一年多戏剧课。
1929年河南大学毕业，并取得文科硕士学位后，应邀在河南民众师范学院担任戏剧课教师。翌年，又兼任河南省教育厅社会教育推广部主任。
1934年，河南省教育厅接受樊关于“破除陈规，改良豫剧”的建议，成立了豫声剧院，并任命樊为院长。从此他专心致力于豫剧事业，广纳四方名演员，废除各种陈规旧俗，制订了新的舞台纪律，使剧团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他注意学习兄弟剧种的先进管理与创作经验，当得知陕西易俗社从管理制度到剧本创作都名列全国前茅时，便亲赴西安观看演出，把《三回头》《柜中缘》等几十个秦腔折子戏移植成豫剧演出，轰动了整个开封。为了提高豫剧演出质量，创出豫剧的风格特点，他花费了很大功夫，从1935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先后创作出《柳绿云》《凌云志》《三拂袖》《涤耻血》《霄壤恨》《女贞花》等数十个以反封建、反邪恶、反汉奸为主题的大本戏。当时引起轰动的《涤耻血》，就是一折以父亲要当汉奸、女儿坚决反对为剧情，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好戏。京剧名家程砚秋在开封看了演出，激动得登门拜访樊，一进屋就尊称“老师”，并把剧本带回北平。后因时局动乱，樊把豫声剧院更名为狮吼旅行剧团(取“醒狮怒吼”意)，被迫开始了流浪生活。开封沦陷后，狮吼旅行剧团停演，多数演职人员四散谋生。为了保住艺术骨干队伍，樊带着颇有名声的女演员陈素贞和赵义庭等十个演员逃往南阳马山口，住在一个破庙里，召集旧部，继续进行编戏、排戏和流动演出。这时的他，满怀抗日激情，创作出《克敌荣归》《好妻子》《巾帼侠》等以反映抗日战争为主题的爱国主义剧本。在日军步步入侵，南阳也很难立足的情况下，他率领演职人员于1939年7月流落古城西安。到达西安的狮吼旅行剧团，依靠行当齐全、功底扎实的演员阵容，把握时代脉搏和内容进步健康的优秀剧目，以及易俗社、三意社等秦腔剧团的多方关照与支持，总算立住了脚，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豫籍群众的拥护，但却屡屡因为剧词触动当权者的黑暗面，引起当局不满，受到刁难，以致剧团难以为继；加之物价飞涨，演员为谋生纷纷离团他往，使狮吼剧团处于瘫痪或倒闭状态。抗战胜利前夕，樊的父亲及一位颇有势力的盟兄都劝他“迷途知返”，但他发誓决不回头。?解放战争时期，樊在著名演员各奔东西的困难情况下，从河南逃荒流落西安的难民子弟中，招收了50多名儿童，成立起狮吼儿童剧团，并多处聘请京剧名家加紧培养。同时，编写和改编出适合儿童演出的《梦香屏》《歼毒记》《雷峰塔》等30多本优秀剧目。到西安解放前夕，樊领导的狮吼儿童剧团已成为誉满西安、驰名西北的文艺团体。然而就在此时，樊却因剧词“攻击政府”，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钟楼地下监牢。经中共地下工作者陈子敬的营救，始得出狱。
1935年，他邀请了陈素真、刘朝福、张子林以及赵义庭、黄儒秀等一批演员，将原来的开封永乐戏院改建为豫声剧院，于2月初正式开演。他借鉴了京剧、话剧的一些成功经验，对剧场管理、戏班管理和剧目的演出排练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废除了戏班中的一些陈规陋习，亲自进行编志，致力于豫剧的改革，很快就使长期以来被视为粗俗艺术的豫剧有了不错的口碑，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豫剧。为了进一步丰富豫剧的表演技巧，他请来了有真才实学的京剧票友贾荫堂为剧院的演员教授武功，同时还不断将一些有真才实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演员吸收到剧院中，很快使豫声剧院汇集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艺术家。
樊粹庭以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眼光看待豫剧，他看到了豫剧的长处：通俗易懂，易为群众接受。但同时他也看到了豫剧落后的一面：剧目脚本粗糙、文词不通。而且许多剧目中封建主义毒素很多，给人民送去的不只是娱乐，还有毒害。为此，樊粹庭曾赴西安考察、学习了易俗社勇于革新的精神和一些工作方法。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豫剧剧目的落后状况，他于1935年开始编写剧本。为了使剧本适合演出，他总是先拿出剧本提纲，然后请艺人们提出自己的想法，甚至连一些唱词也让艺人们编，在综合了大家的想法和意见后他才最后定稿进入排练，这种方法一直延续了几年。正是因为他采用了这样一种创作方法，所以他的剧目既有新思想、新内容，又容易让艺人们演唱，而且还通俗易懂，极易为人们所接受。他的第一部作品《凌云志》一经演出即引起轰动。继而陆续创作的《涤耻血》、《霄壤恨》、《女贞花》等多部剧目都取得了很大成功。他的这批剧目无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品格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传统剧目，这些剧目所宣传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也有反帝反封建思想。更由于此时全国的抗战浪潮正在兴起，故而在这些剧目中爱国主义思想则是最为本质的东西。樊粹庭这一系列剧目的推出对整个开封剧坛形成了巨大冲击，可以说从他开始，被称为“土梆子”的豫剧才得到了一个飞跃，达到了一个从演出水平到剧本质量和思想境界都是“空前”的高度，形成了一个豫剧发展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樊粹庭从北京回到河南，将原豫声剧院的部分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狮吼剧团，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劳军、募捐演出。
1938年开封沦陷前，他同陈素真、赵义庭等人到内乡县马山口，在这里他又写了《克敌荣归》等剧。1939年重组狮吼剧团，在洛阳短期演出后于1940年到西安。他在西安艺术界知名人士高培公、封至模等人的大力协助下，主要演出他创作的作品，很快就在西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2年剧团主要演员陈素真因故离开剧团，加之其他主要演员的离开，剧团又一次解体。但是，樊粹庭以极顽强的意志坚持下来，他招收了一批河南流落在西安的难童，成立了狮吼儿童剧团，又聘请了京剧名师韩盛岫为武功教师。这批学员在樊粹庭的精心培育成长极快，尤其是在武功上较之其他豫剧演员高出甚多。为了全面展示学员的艺术造诣，樊粹庭专门为他们创作了文武并重的《鹤归楼》、《无敌楼》等，演出后大受欢迎，剧团以人新、戏新、艺新的崭新风貌得到了西安人民的喜爱。
1948年西安解放后，饱经风霜的樊粹庭满怀喜悦率团迎接解放军入城，后又被选为西北文联和西安市文联副主任，还担任了西安市政协委员、西安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等职，还曾被选为河南省人大代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他对未来更具信心，很快就创作出了《再生铁》、《法网难逃》等剧目。从此，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不断汲取着革命思想，努力用新的思想来表现生活，他在此后创作了大约35部作品，其中既有《杨满堂》、《水工郑国》、《王佐断臂》这样的传统剧目和新编古装戏，也有《一斤粮票》、《奇袭奶头山》等现代剧目。
1955年，他去北京编剧讲习班进修后，又编写了《王佐断臂》《杨满堂》《雷振海征北》《水工郑国》等优秀剧目。《王佐断臂》一剧，在1956年陕西省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中，剧本改编、演出、导演均荣获一等奖。这一时期，他还担任西安市第一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政协西安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委、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西安市文联副主席等职。
“文化大革命”前夕，传统戏被迫停演，樊也被斥为“右倾落后”、“单纯业务观点严重”，被迫离开剧团赋闲家居。
1966年1月1日，因冠心病发作与世长辞。他创作、编写的剧本被结成《樊戏集》出版。
樊粹庭的剧目创作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他这近60部作品中以女性为主的占了绝大多数，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他深知豫剧已发展到了“吃包子吃馅儿，听戏听旦儿”这样一个旦行占据舞台中心的地步，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痛感封建社会中国妇女的压迫之深，同时他对妇女在中国社会地位的低下深怀同情之心。正因如此，在他的剧目中，塑造了一系列他理想中的妇女形象，《涤耻血》中的刘芳、《义烈风》中的童玉珊、《女贞花》中的邱丽玉、《克敌荣归》中的华慧娟、《杨满堂》中的杨满堂等许多女性形象。在这些剧目中，他从不单纯去表现妇女地位的低下，也从不塑造逆来顺受的妇女形象，而是着力表现女性人物的同情心和大智大勇。她们或杀敌雪耻，以身殉国（《涤耻血》中的刘芳），或侠肝义胆，仗义平冤（《义烈风》中的童玉珊），或送夫从军，义不受辱（《克敌荣归》中的华慧娟），或心灵美好，舍己救人（《女贞花》中的邱丽玉），或襟怀坦荡，不输须眉（《杨满堂》中的杨满堂）。可以说他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是继承发展了中国戏曲中的民主精华，同时又极具当代新女性特点的人物形象。而他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人物形象，是与他作品中的人民性分不开的，而他这种人民性，就是他总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去歌颂、去赞美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勇敢，去赞美、去赞颂中国妇女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樊粹庭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特点，通俗易懂，而且在通俗之中见真情。30年代他创作的《义烈风》、《涤耻血》等剧在开封大受欢迎，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唱词的通俗易懂。他是个知识分子，但从不以难懂的词句去显示自己的学问，而是以好听、好记、易懂为最高原则。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在通俗之中还有些粗俗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他的创作就完全进入了一个通俗而不粗俗，易懂但有文采的境界。此外，他的创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极重视情感。可以说他的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情取胜。他写戏重情感，但从不滥用情感，对于传统剧目中的戏串、戏套更是从来不用，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个性，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他剧中人物的情感及其所要求的客观环境。
樊粹庭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作为剧作家，他一生共创作剧本37个，改编剧本20个，其中最著名的有四大悲剧：《涤耻血》、《三拂袖》、《霄壤恨》、《义烈风》；四大喜剧《洛阳桥》、《凌云志》、《女贞花》、《柳绿云》；四大历史剧《王佐断臂》、《水工郑国》、《宋景诗与武训》、《再生铁》；四大神话剧《红珠女》、《劈山救母》、《金山寺》、《雷峰塔》。作为导演艺术家，他是豫剧的第一位专业导演，既是学者型又是专家型，敢于借鉴，勇于创新，追求大俗大雅，文武双美。“樊戏”的风格，“樊戏”的美，也可以说是“樊派”豫剧特色，从他所导演的数百部戏中就十分鲜明而又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作为戏剧教育家、剧团管理家，也是硕果累累，成就卓著。从1934年的开封豫声剧院，到1941年的西安狮吼儿童剧团，再到解放初期的狮吼剧团新生部，先后办训练班八次，培养出优秀人才数百人。尤其是不惜重金聘请高水平的名家执教，这在当时的一般剧团是很难做到的。从樊先生的戏剧思想和一系列的戏剧实践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一个总目标，就是一切为了豫剧改革，他的最有戏曲文化史意义的贡献就在于对豫剧的改革。正是由于改革，使豫剧由艺人豫剧向文人艺人结合型方面转换，为豫剧开创出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由于改革，使豫剧结束了只有表演没有剧本的时代；由于改革，使传统豫剧向现代豫剧转换，为豫剧开创了第二传统；由于改革，使豫剧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地方戏中狮吼而起，独树一帜。没有樊先生的豫剧改革，不知豫剧要落后其他地方戏多少年。总之，樊粹庭、“樊戏”、狮吼剧团，给豫剧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也给河南和陕西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戏曲文化资源，也可以说是一部宝贵的“樊戏学”。
樊粹庭对豫剧进行“全方位都市化”改革，又创编七出大戏，开豫剧创作一代新风。新戏一出，即轰动开封，海报一出，戏票即被抢空。例如，苏筠仙(即名诗人苏金伞)毕业于开封第一师范，是戏迷，曾在《河南民报》头版发表《女贞花》评述，讲自己为看此戏“曾三次提前一天去购票，都买不到。最后总算临时凑了个座儿，得观全剧”。
《河南民报》等重要报纸，为“樊戏”发预告发消息发花絮，还发连载的长篇评论，一时间“樊戏”成为重磅新闻、文娱焦点。
樊粹庭“豫剧都市化”改革，成效是显著的。苏筠仙在《河南民报》发文道：“平常一般人认为鄙俗粗俚不堪入耳的土调儿，现在竟成全城如狂、万人争道的高尚娱乐，妇人孺子引车卖浆者流固无论矣，即在上层社会的乐园里生活惯了的人，亦改变了一向鄙弃的观念，而去整晚坐在那里欣赏这地道的声乐，此即显著的效果。”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在豫剧都市化的活动中，还存在另一股重要力量，这就是经王镇南、史树明、张福先等共同筹划，于1937年初成立的以常香玉为首的豫剧表演、学术单位‘中州戏曲研究社’。它通过改编创作新剧目，改革声腔和表演艺术，使豫西调和祥符调结合，在豫剧都市化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河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郭光宇著文道。王镇南，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年长于樊粹庭，和樊同为当时剧坛领袖。王镇南与史树明合编古装戏《西厢》与《哭长城》，王镇南还创作了反映抗战的现代戏《打土地》，均由常香玉主演，反响强烈。
苏筠仙曾著文称：“樊粹庭除了专门给陈素真编戏，辅导陈素真提高表演艺术水平外，对初到开封的常香玉也大加赞赏，十分推崇，一点不抱成见，这一点是十分难得的。他向我推荐常香玉，夸奖她演戏了不起，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去看了常香玉的演出。”
多股力量合流，豫剧在省会开封地位确立，标志着豫剧都市化的成功及豫剧新纪元的开始。
因人设戏打造“豫剧皇后”
樊陈合作，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京剧“四大名旦”及其身边的文人圈子。
民国初期，北京文人和艺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除了诗酒之会，还有文化上的合作。齐如山和梅兰芳有长达20余年的合作，齐帮梅创作新戏和改进旧戏，交际、宣传、办学等。另外三位名旦也都和文人形成了亦师亦友的新关系。这种关系，1937年前形成了高潮，之前没有过，之后也不再有了。这种关系的重要，名票苏少卿曾说：“观四子师友之多少，亦断其事功矣。”意思是四大名旦成就大小，很大程度决定于他们身边那个文人圈子。
1935年的开封，樊陈合作，也成就了豫剧史上的一段佳话。陈素真在回忆录《情系舞台》中称：“樊先生遇到我这个演员，使他发挥出了他的编导和改革豫剧的才智、能力。我有了樊先生的指导帮助，使我这个天生戏子命的演员，更能发挥我这天赐的能力了。”“由于樊先生的编导和创办的剧团，把我的表演艺术推向了高峰。在艺术方面，樊先生和我的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戏剧家田汉1957年称赞：“樊陈的通力合作，为戏曲创作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
两人合作，樊粹庭是“因人设戏”。
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石磊认为：“如果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的西方戏剧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体系，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则是以演员为中心。20世纪20至40年代，‘因人设戏’在京剧发展中大量采用，各流派创始人都有自己的代表剧目，甚至独有剧目。”
比如齐如山为梅兰芳创编《嫦娥奔月》、《天女散花》等一批古装戏，为梅派艺术创立奠定了基础。其后陆续编写的《凤还巢》、《洛神》等，也都是为梅氏量身定做。专为尚小云编写剧本的是名士爱新觉罗·溥绪，创编了《红绡》、《林四娘》等。专为荀慧生编写新戏的陈墨香，编写了《平儿》、《香菱》、《红楼二尤》等。为程砚秋编写新戏的则有三人，前期有罗瘿公，中期金钟荪，后期翁偶虹，诞生了《梨花记》、《荒山泪》、《锁麟囊》等。因人设戏很好地促进京剧的发展，也直接影响观众审美方式和审美情趣。再熟剧目，名角出演，观众仍会冲“角儿”去，如痴如醉。
樊粹庭七出大戏，是为陈素真“量身定做”，“我编这些戏，都是尽量照顾陈素真之所长，唯恐埋没了她的才华。”樊粹庭道。
樊粹庭的处女作是《凌云志》，这是一出闺门旦戏，是喜剧。第二出《义烈风》，是悲剧青衣戏。两出戏一悲一喜，前后上演，效果很好。第三出戏《三拂袖》一上演，观众开始称陈素真为“豫剧皇后”了。因为陈素真在戏里，先是闺门旦，然后是刀马旦、武生、扇子生，最后恢复闺门旦，唱念做打四重，将陈素真的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樊粹庭在剧团全体大会上讲：“我实在服了大姑娘(剧团内对陈的尊称)了，真是天才，天才！”
因为第三出戏《三拂袖》演得太累，樊为陈专门编了个歇工戏《柳绿云》。到了第五出戏《宵壤恨》时，又是个唱做极重的大悲剧。第六出戏《涤耻血》，是唱念做打四重戏，第七出戏《女贞花》是唱念做三重的文戏。“这些戏是1935年春到1936年春编导出来的。樊先生是杰出剧作家，他给我编的戏，没有一出是偏重于一面的，我也讨厌那死唱、傻唱、狠唱的戏。”陈素真回忆道。
七出大戏，也为豫剧由外八角(男角色为主的剧目)向女性为主角的角色位置转换，作了突出贡献。七个剧本中，有四个都不再是中国戏曲传统的团圆结局，《宵壤恨》、《义烈风》、《涤耻血》更是大悲剧，说明了樊先生受西方文化影响和敢领风气之先勇于创新的精神，自然也有利于豫剧的都市化。
“因人设戏”，陈素真声名鹊起。程砚秋先生特意去豫声剧院看《义烈风》，给陈素真写了“清萍白璧原无价，海马云龙自不群。”的题词。尚小云先生要走了《涤耻血》剧本，改为《绿衣女侠》，上演于京津沪一线城市。乡野土戏被京剧大师们青睐，足见豫剧魅力。上海百代为陈素真灌唱片，这是上海文化人主动宣传豫剧，足见“因人设戏”的成功。
“因演成剧”成就“樊戏”辉煌
两人合作，陈素真是“因演成剧”。事实上，陈素真遇到樊粹庭之前已经成名。樊粹庭以初登梨园的一介书生，写的第一批剧本便能一鸣惊人，这和陈素真的杰出表演绝对分不开。
第一批“樊戏”，经过陈素真的演绎，又呈现出何等精彩呢？
《凌云志》是喜剧，陈素真演桂芳，她一边簸米一边思念丈夫，忽听丈夫考取功名的消息，陈素真先是一个惊喜若呆的停顿，脸上现出似笑非笑的甜美表情，簸箕中的小米，随双手慢慢下垂缓缓流出，米将撒尽，如梦方醒。此处表演用了真米，效果之强，远非虚拟表演可比。
1935年11月22日，《宵壤恨》公演，演的是贫女邵巧云被富家子所害的悲惨故事，成为陈素真“演出悲剧中的冠军”。她的表演被文化人、戏剧界名流郑剑西评论为“其人殆富于情感，故善悲剧。殆富于天才，故频笔入神，真可人儿也”。“扮相端雅，嗓音清圆，字字如耳，曲中偶运巧腔，所谓迟声以媚者……山陕梆子颇近肃杀。(陈素真)和平中正，真中州之音也。至其表情细腻，处处可见聪明女郎之玲珑心窍……”
郑剑西对樊粹庭的编剧同样有极高评价：“为纯粹悲剧，情节安排，一路针黹综合，既有章法又甚浑成。发情止礼，剪毁亦好，布局缜密，绘影绘声。”对于悲剧结局，他评价道：“含恨千古，实出意外，又见组织之功。遗响空山，有余不尽，然已博得观众无数热泪，妙已。”如此编剧，加上陈素真的精妙表演，可见两人艺术配合，妙到峰巅。
《涤耻血》1936年3月18日公演，是武戏，写的是宋代民众抵抗金兵南侵，反对投降。因“命意正大，在国难中尤为对症之药”，上演时“全场几皆为之动容。”3月26日起，《河南民报》发表郑剑西评论：“陈素真道白清新异常，表演惟妙惟肖。”
《涤耻血》一经陈素真的精彩演绎，变成经典名剧。在开封演出时，孙殿英曾被“感动”得跳上台去发表演说“不学剧中刘豫卖国求荣”。“七七”事变后，开封沦陷，剧团离汴西行，一路募捐义演《涤耻血》等剧，陈素真曾在洛阳义演八九个月，凭《涤耻血》，“得了好多大花篮和锦标”。到西安头场戏仍是它，陈素真“打了个四面开花”。
继陈素真之后，许多演员包括台湾飞马豫剧团“豫剧皇后”张岫云都反复搬演此剧。据台湾安阳籍“立法委员”张金鉴著文：“1953年，张岫云曾为蒋氏夫妇演出此剧，蒋氏夫妇连连称好，蒋说：‘豫剧是最富教育之剧种’。从《涤耻血》始，蒋介石包括他的儿子经国先生，经常邀剧团去演出，父子与豫剧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台被传为美谈。”
《女贞花》是唱念做三重的文戏，于1936年7月公映，同样大受欢迎。《河南民报》登苏筠仙的评价文章：“该剧按以前所编诸剧，尤为成功，结构之严谨，穿插之巧妙，场面之简洁，均较其他诸剧为佳……”
樊粹庭的好友吕宜园曾问他：“你编的戏，你认为哪出最好？”樊回答：“《女贞花》是得意之作，你不可不看。”
而演出《女贞花》的陈素真，“完全脱离粗俗村陋的表现，眉的一颦，头的一垂，身的一侧，颐的一解，袖的一拂，俱有来历，博得四座不绝的掌声。”《河南民报》发表评论道。
1935年，樊陈合作，不仅成就了豫剧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为戏曲创作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尤其是樊粹庭为陈素真“量身定做”七出大戏，经过陈素真的精彩演绎，充分展现出豫剧的魅力，并成为经典名剧。图为陈素真在《涤耻血》中扮相。
樊粹庭1905年3月15日出生于河南遂平县，1934年在开封创办豫声剧院。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率剧团一路演到西安，沿途收留了许多战乱中的孤儿。到西安先办起狮吼儿童剧团，后成立了西安市狮吼剧团，地点就在解放路民乐园，这就是西安豫剧团的前身。
樊粹庭和狮吼儿童剧团的孩子在一起
（照片由樊琦先生提供）
樊粹庭用毕生的精力把豫剧从高台带进了剧场，从乡村走进了城市，使其和京剧一样成为全国大剧种之一，取得了豫剧二百七十余年发展史上大的飞跃。在他从戏的30年间，先后创作、改编了《凌云志》《义烈风》《女贞花》《王佐断臂》《劈山救母》等60多部豫剧名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剧目在古都西安盛演不衰，场场爆满，有些至今还闪耀于舞台。
（照片由樊琦先生提供）
1935年3月，他创作了第一部剧作《凌云志》，歌颂了贫贱不移的思想，在开封一上演便不胫而走，1936年创作的《涤耻血》、《女贞花》由陈素真主演，风靡剧坛。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樊先生从北平经天津返回河南商丘朱集车站，召集原豫声剧院班子，结合当前抗敌形势和宣传需要，将豫声剧院正式更名为“狮吼剧团”，其意是“睡狮怒吼，抗击外侮”。过去西方列强把中华民族形容为“东方睡狮”，今日这个雄狮要迅速觉醒了。从剧团的更名反映了樊先生以戏曲形式宣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满腔爱国热忱。重组戏班后，曾先后在亳州、宁陵、睢县、鄢陵、扶沟等地巡回演出，募捐抗敌经费。当时，《河南民报》对此给予“堪称热心救国之模范”的高度评价。
（照片由樊琦先生提供）
1937年12月，樊先生率团回到开封，在南大街光华戏院演出《伉俪箭》与《歼毒计》，这些剧目都是根据抗战需要创作的新剧。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变化，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转移，开封即将沦陷。由于时局所迫，樊先生率团于1939年中秋节前后到了西安。“狮吼”剧团一到西安，即受到西安易俗社同行们的欢迎、支持和帮助，稍作休息后即恢复演出活动。
（照片由樊琦先生提供）
樊先生的“狮吼剧团”立足西安，常在民乐园或国民市场剧院演出。为了培养豫剧后继人才，于1942年决定在家乡沦陷区来西安逃难的河南籍儿童中招收25人，连随团的4人，正式成立“狮吼儿童剧团”。在艰苦困难条件下，聘请京剧团名角韩盛岫为教练，给儿童排练《清风寨》、《盘肠战》、《九江口》等武功戏，并根据儿童特点，又排练《金山寺》、《雷峰塔》、《无敌楼》等多个剧目。儿童剧团经过培养训练独立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赏和欢迎，响誉西安古城。据不完全统计，在组建儿童剧团前后，分期招收学员二百多名，经过多次演出，后来大都成为豫、陕、冀、鲁等省市豫剧团的新生力量。
樊粹庭与儿子樊琦合影
（照片由樊琦先生提供）
樊先生对豫剧的改革，为豫剧开创出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使豫剧结束了只有表演没有剧本的时代；使传统豫剧向现代豫剧转换；使豫剧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地方戏中狮吼而起，独树一帜。樊粹庭、“樊戏”、狮吼剧团，给豫剧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也给河南和陕西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戏曲文化资源，也可以说是一部宝贵的“樊戏学”。
樊粹庭，男，豫剧导演、剧作者。有“现代豫剧之父”之称，是集编、导、演于一身的豫剧通才。原名樊郁，河南省遂平县潘庄人。
自幼在父亲监督下读书，14岁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5年后转入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预科二年级，1929年毕业。在校期间因酷爱京剧被同学们称为“戏迷”。曾拜开封京剧名家贺桂福、云路卿为师学戏。曾任学校国剧队队长，演出过《失·空·斩》、《捉放曹》等剧。求学期间的戏剧活动使他对戏曲艺术有了深层次的理解，也为他日后从事豫剧改良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大学毕业后曾在河南省民众师范讲授戏剧课，后于1931年出任河南省教育厅社会教育推广部主任。在此任职期间，他利用工作之便对河南全省各地的地方戏剧种和风土民情进行了考察和了解，同时也广泛接触了解了社会上的各阶层人士，这一切也都成为他后来从事戏剧工作的生活基础。
1935年，他邀请了陈素真、刘朝福、张子林以及赵义庭、黄儒秀等一批演员，将原来的开封永乐戏院改建为豫声剧院，于2月初正式开演。他借鉴了京剧、话剧的一些成功经验，对剧场管理、戏班管理和剧目的演出排练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废除了戏班中的一些陈规陋习，亲自进行编志，致力于豫剧的改革，很快就使长期以来被视为粗俗艺术的豫剧有了不错的口碑，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豫剧。为了进一步丰富豫剧的表演技巧，他请来了有真才实学的京剧票友贾荫堂为剧院的演员教授武功，同时还不断将一些有真才实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演员吸收到剧院中，很快使豫声剧院汇集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艺术家。
樊粹庭以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眼光看待豫剧，他看到了豫剧的长处：通俗易懂，易为群众接受。但同时他也看到了豫剧落后的一面：剧目脚本粗糙、文词不通。而且许多剧目中封建主义毒素很多，给人民送去的不只是娱乐，还有毒害。为此，樊粹庭曾赴西安考察、学习了易俗社勇于革新的精神和一些工作方法。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豫剧剧目的落后状况，他于1935年开始编写剧本。为了使剧本适合演出，他总是先拿出剧本提纲，然后请艺人们提出自己的想法，甚至连一些唱词也让艺人们编，在综合了大家的想法和意见后他才最后定稿进入排练，这种方法一直延续了几年。正是因为他采用了这样一种创作方法，所以他的剧目既有新思想、新内容，又容易让艺人们演唱，而且还通俗易懂，极易为人们所接受。他的第一部作品《凌云志》一经演出即引起轰动。继而陆续创作的《涤耻血》、《霄壤恨》、《女贞花》等多部剧目都取得了很大成功。他的这批剧目无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品格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传统剧目，这些剧目所宣传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也有反帝反封建思想。更由于此时全国的抗战浪潮正在兴起，故而在这些剧目中爱国主义思想则是最为本质的东西。樊粹庭这一系列剧目的推出对整个开封剧坛形成了巨大冲击，可以说从他开始，被称为“土梆子”的豫剧才得到了一个飞跃，达到了一个从演出水平到剧本质量和思想境界都是“空前”的高度，形成了一个豫剧发展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樊粹庭从北京回到河南，将原豫声剧院的部分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狮吼剧团，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劳军、募捐演出。1938年开封沦陷前，他同陈素真、赵义庭等人到内乡县马山口，在这里他又写了《克敌荣归》等剧。1939年重组狮吼剧团，在洛阳短期演出后于1940年到西安。他在西安艺术界知名人士高培公、封至模等人的大力协助下，主要演出他创作的作品，很快就在西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2年剧团主要演员陈素真因故离开剧团，加之其他主要演员的离开，剧团又一次解体。但是，樊粹庭以极顽强的意志坚持下来，他招收了一批河南流落在西安的难童，成立了狮吼儿童剧团，又聘请了京剧名师韩盛岫为武功教师。这批学员在樊粹庭的精心培育成长极快，尤其是在武功上较之其他豫剧演员高出甚多。为了全面展示学员的艺术造诣，樊粹庭专门为他们创作了文武并重的《鹤归楼》、《无敌楼》等，演出后大受欢迎，剧团以人新、戏新、艺新的崭新风貌得到了西安人民的喜爱。
1948年西安解放后，饱经风霜的樊粹庭满怀喜悦率团迎接解放军入城，后又被选为西北文联和西安市文联副主任，还担任了西安市政协委员、西安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等职，还曾被选为河南省人大代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他对未来更具信心，很快就创作出了《再生铁》、《法网难逃》等剧目。从此，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不断汲取着革命思想，努力用新的思想来表现生活，他在此后创作了大约35部作品，其中既有《杨满堂》、《水工郑国》、《王佐断臂》这样的传统剧目和新编古装戏，也有《一斤粮票》、《奇袭奶头山》等现代剧目。
樊粹庭的剧目创作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他这近60部作品中以女性为主的占了绝大多数，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他深知豫剧已发展到了“吃包子吃馅儿，听戏听旦儿”这样一个旦行占据舞台中心的地步，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痛感封建社会中国妇女的压迫之深，同时他对妇女在中国社会地位的低下深怀同情之心。正因如此，在他的剧目中，塑造了一系列他理想中的妇女形象，《涤耻血》中的刘芳、《义烈风》中的童玉珊、《女贞花》中的邱丽玉、《克敌荣归》中的华慧娟、《杨满堂》中的杨满堂等许多女性形象。在这些剧目中，他从不单纯去表现妇女地位的低下，也从不塑造逆来顺受的妇女形象，而是着力表现女性人物的同情心和大智大勇。她们或杀敌雪耻，以身殉国（《涤耻血》中的刘芳），或侠肝义胆，仗义平冤（《义烈风》中的童玉珊），或送夫从军，义不受辱（《克敌荣归》中的华慧娟），或心灵美好，舍己救人（《女贞花》中的邱丽玉），或襟怀坦荡，不输须眉（《杨满堂》中的杨满堂）。可以说他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是继承发展了中国戏曲中的民主精华，同时又极具当代新女性特点的人物形象。而他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人物形象，是与他作品中的人民性分不开的，而他这种人民性，就是他总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去歌颂、去赞美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勇敢，去赞美、去赞颂中国妇女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樊粹庭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特点，通俗易懂，而且在通俗之中见真情。30年代他创作的《义烈风》、《涤耻血》等剧在开封大受欢迎，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唱词的通俗易懂。他是个知识分子，但从不以难懂的词句去显示自己的学问，而是以好听、好记、易懂为最高原则。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在通俗之中还有些粗俗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他的创作就完全进入了一个通俗而不粗俗，易懂但有文采的境界。此外，他的创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极重视情感。可以说他的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情取胜。他写戏重情感，但从不滥用情感，对于传统剧目中的戏串、戏套更是从来不用，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个性，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他剧中人物的情感及其所要求的客观环境。
樊粹庭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作为剧作家，他一生共创作剧本37个，改编剧本20个，其中最著名的有四大悲剧：《涤耻血》、《三拂袖》、《霄壤恨》、《义烈风》；四大喜剧《洛阳桥》、《凌云志》、《女贞花》、《柳绿云》；四大历史剧《王佐断臂》、《水工郑国》、《宋景诗与武训》、《再生铁》；四大神话剧《红珠女》、《劈山救母》、《金山寺》、《雷峰塔》。作为导演艺术家，他是豫剧的第一位专业导演，既是学者型又是专家型，敢于借鉴，勇于创新，追求大俗大雅，文武双美。“樊戏”的风格，“樊戏”的美，也可以说是“樊派”豫剧特色，从他所导演的数百部戏中就十分鲜明而又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作为戏剧教育家、剧团管理家，也是硕果累累，成就卓著。从1934年的开封豫声剧院，到1941年的西安狮吼儿童剧团，再到解放初期的狮吼剧团新生部，先后办训练班八次，培养出优秀人才数百人。尤其是不惜重金聘请高水平的名家执教，这在当时的一般剧团是很难做到的。从樊先生的戏剧思想和一系列的戏剧实践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一个总目标，就是一切为了豫剧改革，他的最有戏曲文化史意义的贡献就在于对豫剧的改革。正是由于改革，使豫剧由艺人豫剧向文人艺人结合型方面转换，为豫剧开创出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由于改革，使豫剧结束了只有表演没有剧本的时代；由于改革，使传统豫剧向现代豫剧转换，为豫剧开创了第二传统；由于改革，使豫剧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地方戏中狮吼而起，独树一帜。没有樊先生的豫剧改革，不知豫剧要落后其他地方戏多少年。总之，樊粹庭、“樊戏”、狮吼剧团，给豫剧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也给河南和陕西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戏曲文化资源，也可以说是一部宝贵的“樊戏学”。
出生：1906年2月7日，光绪三十二年（丙午）正月十四日
逝世：1966年1月，农历丙午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