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戏

地方大戏剧种。原称巴湘戏，因艺人多出自巴陵和湘阴而得名。又因它的形成和主要活动地区是岳阳（旧岳州府），民间称为岳州班。1952年始定名为“巴陵戏”。它以弹腔为主，兼唱昆腔、杂腔、小调。用中州韵湖广音结合湘北方言为其舞台语言。巴陵戏流行于湘北的岳阳、湘阴、汨罗、平江、临湘、华容、湖北通城、监利，江西修水、铜鼓等地。清代中叶就曾到武汉、南昌、沙市、宜昌等城市演出。清末民初巴陵戏班岳舞台在湘北、湘西、鄂西南、赣西的三十八个县市，颇有盛名。巴陵戏艺人祖辈相传，明代岳阳有洪胜班，该班生脚大王洪玉良为巴陵戏始祖。

巴陵戏的昆腔，清代中叶在岳阳还很流行。据清人杨懋建在《梦华琐簿》中提到的岳阳徐稚青，便是“工度曲”的“佳士”。后弹腔勃兴，昆腔濒于湮没。现纯用昆腔演唱的传统剧目仅存《天官赐福》等剧，大量的昆腔曲牌则只用于舞台演出的排场之中。

弹腔是巴陵戏的主要声腔，俗称南北路，最晚在清代乾隆中叶即已流行。据范锴在道光二年(1822)刊行的《汉口丛谈》载：“余曩见江右义宁州虞常泰所作《李翠官小传》云：‘李翠官，鄂之通城人，幼习时曲于岳郡，居楚玉部，名噪湖之南者数年，去而来汉，年二十许矣，隶荣庆部。李貌不逾人，然每妆饰登场，观者咸啧啧称赏。迨转喉发声，清圆明秀，高入云表，场下数千人，无或哗者。’”虞常泰为他作传时，“荣庆部已散，李亦久死”。据此推断，李翠官在岳阳学戏的时间最迟也当在乾隆年间，而“楚玉部”之活动于岳阳自然更早了。李翠官到汉口搭班演唱，并与皖人台官“一时号两美”。翠官所演的《杨妃醉酒》、《玉堂春》等戏，应为弹腔。道光年间又有人和班高十，名秀芝，在汉口演出，受到很高赞誉：“座有歌郎酒易干，应酬却比上台难，风流蕴藉谁称最?唯有湖南高十官。”(叶调元《汉皋竹枝词》)嗣后，人和班在沙市、宜昌一带演出，该班唱工老生贺四复享盛名。由于历代艺人的不断创造和与兄弟剧种的互相交流，使巴陵戏弹腔不断发展，逐步臻于完善。

清代末叶，是巴陵戏的鼎盛时期，著名的专业科班和班社有“巴陵十三块牌”、“巴湘十八班”，从艺人员达八百余人。业余的活动遍及城乡及茶楼酒肆，“围鼓”演唱不绝，影响较大，时间较长的有平江老郎会、长寿街清音堂、汨罗同声园。活跃于湘北的皮影戏、木偶戏也多用巴陵戏演唱。祠堂庙宇竞相修建戏台，岳阳城乡就有戏台近四十座。湘阴大湾杨（现属汨罗江农场），仅二百多户的村庄，能组成一个出色的戏班，周围不到二平方里的地方，就有戏台四座，每逢年节喜庆，赛技献艺，热闹非常。

抗日战争时期，巴陵戏曾组成两个“抗敌化妆宣传队”，深入乡镇宣传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巴陵戏有专业剧团两个，设立于湖南岳阳、湖北通城。1977年以后，仅存岳阳市巴陵戏剧团。业余活动仍在其流行地域以文艺宣传队、业余剧团和皮影木偶演出队的形式广为开展。

巴陵戏传统剧目比较丰富，据岳阳巴陵戏剧团统计，共四百二十三个。它们大多取材于历史演义和话本，部分剧目从元明杂剧、传奇衍变而来。习惯分整本、半本、折子，小戏四类，以半本戏居多。整本戏系指有完整的故事，演出时间在四小时以上的，(如《伍子胥》可演两天半)计有《苏艳庄》、《钟无盐》、《伍子胥》、《闹花灯》、《二度梅》等。半本戏系指有完整故事，演出在两小时以上的，经常上演的有《烧绵山》、《清河桥》、《上天台》、《淮河营》、《凤仪亭》、《收姜维》、《审刺客》等。《三国》、《水浒》戏，原在农村演出时可按演义中的情节串演数日。折子戏则为原有的整本戏或半本戏中保留下来的散折，如《幽闺记》中的《抢伞》，《麒麟阁》中的《打擂》、《见姑》，《西厢记)中的《跳墙围棋》等，虽无完整故事，但表演细腻，艺术性较强。还有反映民间生活的小戏，如《皮庆滚灯》、《打灶分家》、《万病一针》、《胡文叫差》等。按声腔分，昆腔戏三个，南路戏八十八个，北路戏二百三十一个，南北混唱的戏七十六个，小调戏十六个，安庆调戏四个，七句半戏五个。近三十年中，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挖掘、展览演出，抢救了一批传统剧目。1964年以前，共整理改编了优秀传统剧目《打严嵩》、《九子鞭》、《夜梦冠带》、《打差算粮》、《崔子弑齐》、《三审刺客》等三十多个，其中《打严嵩》、《九子鞭》、《打差算粮》、《夜梦冠带》分别获得湖南省、湖北省戏曲会演剧本一等奖和挖掘奖。1969年创作的大型历史剧《何腾蛟》，参加湖南省戏剧会演获奖并参加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

巴陵戏有编演现代生活戏的传统，清代中叶，曾因演出《顺治门》，班社惨遭查禁。清代末年，又演出了揭露清统治者腐败昏庸、觍颜惜命的《失徽州》。抗日战争时期，岳舞台抗敌化妆宣传队编演了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亡国恨》、《雨花台》、《桃花江》等剧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编演现代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配合各项中心任务，移植演出了《白毛女》、《三里湾》等五十多个现代戏，创作演出了《幸福邮路》等现代戏三十多个。

巴陵戏音乐包括昆曲、弹腔、杂腔小调、过场音乐曲牌和打击乐等。弹腔是巴陵戏的主要声腔。弹腔分南路、北路，又各有其反调，叫“南反”与“北反”。同时还有—种特殊的唱腔形式：“西二簧”，即唱腔是南路，胡琴把位用北路指法，其过门能巧妙地将南北路融合一体，也就是南唱北拉，因而风味特别。还有一种南拉北唱的形式。巴陵戏弹腔的伴奏，习称“九根弦”，即胡琴、月琴(用四根弦弹双音)和小三弦，还有唢呐、笛子，长杆子。月琴有“满天飞”的伴奏技巧。1960年，李筱凤与音乐工作者合作，创造了巴陵高腔。打击乐是巴陵戏音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有一套完整的锣鼓经。

巴陵戏表演艺术，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以一套较为完美的传统表演程式，形成了既粗犷朴实，又细腻生动，雅俗共赏的风格。演员一般要求唱、做、念、打全面发展，自清末以来，尤以武戏著称于湘西，北。表演有“内八功”、“外八功”等技巧。“内八功”是演员刻画人物心理、表达人物感情的八种基本技巧，即喜、怒、哀、乐、悲、愁、恨、惊。讲究眼睛的运用，经常使用的眼法有正、斜、喜、怒、哀、呆、痴、冷、倦、睡、瞎、病、贼、妒、媚、色、疯、醉、死眼等。“外八功”泛指手、腿、身、颈及胡子、翅子、翎于、扇子、散发、罗帽、鸾带、水袖等的运用。人称“活周瑜”的许升云能略使颈力便教“翎子”舞成太极图似的花环，或成水波浪似的花纹，为塑造周瑜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清末小生杨和凤，在《三气周瑜》中，为了表现周瑜战败被围、毛骨悚然的神情，将散发甩起成烛炬形，快步冲过舞台，既不披落又不散乱，成为一时之绝技。在武打戏中，历代艺人采用和创造了不少绝技，如“轻功”、“钻刀圈”、“钻火圈”、“飞钢叉”、“抛椅”、“翻桌”、“叠罗汉”、“顺风旗”、“桌顶”等等。如清代道，咸年间的三花脸梁善林能腾空跃起一丈多高，窜上叠起的四张方桌。又如三花脸黄升福演《火烧翠云楼》，一个窜毛窜过离地四五尺高的凭空吊起的四个火圈，这个动作用在时迁飞身下楼的表演中，使人感到真切可信。

巴陵戏的行当习称网子。清道光前称十顶网子，即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道光后发展成十五顶网子，分生、旦、净三大行。生行有老生、三生、靠把、小生、贴补；旦行有老旦、正旦、闺门、蹻子、二小姐；净行有大花脸、二净、二目头、三花脸、四七郎。

巴陵戏的脸谱只用红、黑、白三种原色及其配制成的粉红、灰色、紫色构成全部脸谱，常用脸谱近百个，专用脸谱有四十多个。

巴陵戏历代著名艺人甚多。清乾隆年间有李翠官。稍后见于记载的还有高秀芝、贺四、黄升福、倪春美等，皆负一时盛名。近百多年间著名艺人还有“铁板龟”大花脸李某，“自来象”三花脸缪纳春，“盖天古佛”二净雷元金，“汉一人”活孔明皮汉林，“活关公”曾玉堂，“盖湖南”老生何春茂，“活包公”大花脸杨春保，小生“四块牌”杨和凤(又称戏仙)、彭和远、彭普贵、唐凤生，“三鼎甲”三花脸兼老生苏来保、蹻子胡仙霞、大花脸李安生，以及名噪一时的生脚唐其胜、杨秋保、戴胜凤、马元泰、蔡碧林、余仙桃，小生周玉龙、李余意、杨元旦，旦脚熊集凤、吴云春、周普美，老旦易尧和、李春仲，大花脸丁元兴、杨敬之、涂训生、王胜荣，三花脸杨元地、周光钱等人。

巴陵戏敬奉的老郎神为太白金星，虽无老郎庙，但每个班社均有身高近二尺的老郎菩萨随班供奉。巴陵戏专业班社授徒，以科班和跟师为主，也有小量分批招收学徒，规定专人跟班教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巴陵戏从濒临灭绝中开始复苏，自1956年至1979年，共办训练班、戏校六届，培养艺徒共二百六十二人，物质条件也日趋改善，灯光、道具、效果、装置等舞美工作，均有专人负责。乐队增加了扬琴、琵琶、中胡、大提琴等，管弦乐曾一度进入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