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花鼓戏

民间小戏剧种。俗称“花鼓子”，兴起于岳阳、临湘的新墙河流域。新墙河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稠密；自古以来文化发达，民间艺术丰富多彩。岳阳花鼓戏就是在这一带民间歌舞艺术的基础上并受到外来艺术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其舞台语言亦来源于当地方言。本世纪五十年代定名为“岳阳花鼓戏”。

岳阳花鼓戏流行于湘北的岳阳、临湘、平江、汨罗、湘阴，以及湖北通城、崇阳、通山、蒲圻和江西修水、铜鼓等县。

嘉庆八年(1803)《巴陵县志》载：“元旦后二日，乡人迎傩，歌舞达旦……金鼓喧唱，遍历乡村，十六日乃罢。”这一“金鼓喧唱”的歌舞，俗称地花鼓，其声腔为一唱众和，锣鼓唢呐伴奏。在今岳阳花鼓戏的传统剧目中，还保留着《五痴》、《五展》、《十送》等对子歌舞演唱形式的剧目。这类剧目应为岳阳花鼓戏的雏形。同治十一年(1872)《巴陵县志》记载：“乡民搬演小戏，终岁不休，误工作，启淫乱，尝以请于侯而禁之。”这时的岳阳花鼓戏已是为成熟的小戏。从同治时盛行的“小戏”开始，至光绪时多行当的出现，是岳阳花鼓戏日臻完善的阶段。

岳阳花鼓戏的声腔，分锣腔(打锣腔)、专用锣腔散曲和琴腔三类。

锣腔：曲牌体结构，是在“一人起唱，众人和腔”的民歌、山歌基础上形成的，初为锣鼓伴奏和人声帮腔，五十年代增添了伴奏过门和伴奏乐器。它又分南路锣腔和北路锣腔。南路锣腔情绪柔和，旋律流畅，板式变化较灵活，适应性强，善于表达各种情绪，运用较广泛。

北路锣腔，是在南路锣腔的基础上，受沅、澧水流域酬神和宗教音乐的影响而派生出来的，它的情绪凄切伤感，板式变化不多。

专用锣腔散曲：大都为“二小”或“三小”戏保留下来专用于某一剧目的曲调，多依从剧目命名。如〔赶会调〕即《赶会》的专用曲调。这种民歌体结构的曲调，一唱众和，旋律轻快活泼，音乐形象鲜明，多保持着民间歌舞、说唱形态。

琴腔：湖南统称川调，用瓮琴等丝弦乐器伴奏，它是由外来声腔并与本地方言相结合而演变成的。

岳阳花鼓戏的伴奏乐器，以瓮琴(五十年代后改用大筒)、唢呐为主，它的过场曲牌和锣鼓点子，绝大部分来自巴陵戏。

岳阳花鼓戏的传统剧目，保存至今的有一百二十一出。其中锣腔(包括专用锣腔散曲)剧目有七十二出，琴腔剧目有四十九出，大、中型整本戏和悲剧都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经常上演的传统剧目有经过修改的《补背褡》、《游春》、《何文秀》、《赶春桃》、《孟姜女》、《修书下海》、《秦雪梅》等十八出。

岳阳花鼓戏的表演，真实、细腻，小旦行有“三娇”、“三妖”、“三俏”等刻画人物的表现手段和优美动人的扇子功等，套子多，规范化程度较高。出色的演员有吴素年、梅南香、邓渭元等。

岳阳花鼓戏，在旧社会无固定班社，艺人们农忙务农，农闲从艺，班社临时组合，故有“正、五、八、腊”(指正月、五月、八月、腊月组班)之称。班规严格，供奉老郎神。农闲季节，班社到处出现，尤以新墙河流域的岳阳、临湘最多。

岳阳花鼓戏是通过科班来培训演员、乐师的。科班邀集十岁以上的少年。十至十六人为一科，学习时间为一至六个月，有的是全日制，有的只用晚上学戏。起科时有拜师仪式，由师傅宣讲岳阳花鼓戏的班规。科班学习结束后，即由师傅领班演出。有名的科班，如清光绪年间的许默章科班，民国时期的吴素年科班和抗战时期的和平科班等。

1952年，邓渭元、杨伯成等艺人自发组成了剧团。1953年被正式命名为岳阳花鼓戏剧团。

1954年，剧团首批招进了方杏芝等六名女演员，1956年又招收了一批男青年演员。1957年岳阳县办起了文艺学校，这批学员中的一部分分配给了剧团。从此，剧团的演员阵容、艺术素质得到改善和提高。从剧目、音乐到表演艺术，都做了大量的改革工作，优秀剧目《补背褡》曾到北京演出。从1957年至1960年，乐师王长青在省戏曲工作室的具体指导下，全面而系统地完成了音乐的记谱工作，并为锣腔创作了伴奏曲谱。剧团组成了初具规模的乐队。在上演剧目上，还创作和移植了一批现代戏。

在十年浩劫中，剧团被迫解散，直到1981年，剧团才得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