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花鼓

商洛花鼓又名花鼓子、花鼓戏，流行于陕西省商洛地区，属于曲牌连缀体。清光绪年间，由湖北传入商洛。又与商洛本地民歌、山歌融合，吸收渭南、华阴秧歌，眉户小调，形成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动听、载歌载舞之风格。是盛行于商县、洛南、丹凤、镇安及关中部分地区的地方小剧种。

(一)商洛花鼓的形成与发展

商洛花鼓多由散居农村的半职业者以“自乐”形式演唱。镇安、柞水、丹凤县的“唐将班子”，即属自乐性质的半职业班(半农半艺)，农忙生产，农闲搭班演唱。也有演唱花鼓、二黄、秦腔、土曲子的“风搅雪”班。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秋神报赛，便是活动盛季。

关于商洛花鼓起源的说法有很多种，据镇安、山阳艺人相传，商洛花鼓始源于湖南，上传湖北，南由汉水传至安康、汉中一带；北由丹江传到丹凤、商县、洛南一带，进而传入关中。而据丹凤、商县艺人相传，商洛花鼓则是由汉代秦陇马上鼓吹乐衍变而来，原为军事操练和出征仪仗所用。范大成《桂海虞衙志》载，诸葛亮军中就置有吹乐队，以锣鼓悬系腰间，手指击之，口唱歌词，迷溃敌人。《敦煌拾零》《隋唐演义》等书也有这样的记载，隋末瓦岗寨36兄弟，曾以“打花鼓”做掩护，深入敌营，救回了秦琼，故有“唐将班子花鼓”之说。五代以后，花鼓才进入民间。宋杂剧中的“大迓鼓”“迓鼓舞”“跑旱船”等，就是其艺术化了的舞段形式。而目前普遍认可的一种说法是，据著名花鼓老艺人刘全兴介绍，花鼓戏是清光绪年间由湖北传入境内。当时湖北遭遇了数十年未有的大水灾，许多灾民便通过打花鼓卖唱的形式到处漂流，靠“花谷物”维持生计，人们将其所唱之调叫“花谷调”，以后逐渐衍称“花鼓调”。现今，一些地方在演唱《扎锥子》等部分剧目时仍沿用下河话(即鄂西北语言)。“花谷调”传至商洛后，与当地流行的山歌、小调融合，兼收渭南、华阴秧歌，眉户小调，逐步形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动听、歌舞之风格的地方小戏。旧时演唱花鼓，随意性很强。服饰简单，登场人物不多，两三人即可。行当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道白以当地语言说道；化妆简单，没有脸谱程式可循。故具有易演、易唱、易懂之特点为群众所喜爱。

商洛花鼓在新中国成立前，几次濒临绝境，新中国建立以后，商洛花鼓迎来了风和日丽的春天。商洛各地相继建立了8个剧团，其中7个属县级剧团，另一个是1950年10月组建的商洛地区剧团。这些剧团常年服务本地农村城镇，并经常巡回演出于陕西关中及临界的河南、湖北等地。个别剧团不但远赴北京参加调演，还到南方省市演出，反应良好。演出剧种多为二黄、秦腔、豫剧和商洛花鼓等。从1953年起，商洛地区各县多次举行民间文艺座谈会、训练班和戏曲调演，组织花鼓艺人呈艺献宝。经专业戏曲工作者与老艺人合作，对花鼓艺术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升华。商洛剧团首次排出的花鼓传统剧《夫妻观灯》，在省上文艺会演中轰动戏剧界，获得了一等奖。不久又被拍成电影，发行全国；1958年创作的《种核桃》，参加西北五省区戏曲会演；1964年创作《龙凤山》，1979年改编传统剧《屠夫状元》，1982年创作《六斤县长》及镇安剧团创作《牧童与小姐》《凤凰飞进光棍堂》《换猪》等剧目，从音乐、舞美、服装、道具、灯光、音响等方面进行了继承和发展；1982年3月，《六斤县长》在西安演出，受到陕西省领导接见；1983年3月8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中央领导习仲勋及朱穆子、贺敬之、赵伯平、马少波、俞林等接见合影；又受命赴天津、大港油田、上海、武汉巡回两月，访问演出21场；1986年，镇安剧团的《沉重的生活进行曲》，商洛剧团的《小官、小贩、小教师》；1989年镇安剧团的《聂焘》；1990年商洛剧团的《花嫂招郎》《山姑娘》参加省上汇演均获奖。后又创作了新剧目《月亮光光》，并在2002年陕西省第三届艺术节上荣获优秀剧目、最佳编剧等10项大奖，2003年代表陕西省参加第八届中国戏剧节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特别奖和优秀编剧等七个单项奖，同年荣获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9年该剧又获得文化部第十一届中国戏剧“文华新剧目”奖，之后确定为参加第七届中国艺术节重点剧目。该剧先后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数百场，并在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国家、省、市电视台播出，赢得了广泛好评。

(二)商洛花鼓音乐

商洛花鼓戏的音乐结构属于联曲体。它把一支支花鼓小调有机地连缀起来，或单独使用或用几首曲调来表现戏剧内容，构成具体的花鼓戏唱腔。其音乐形式，依据内容可分为大筒子、八岔子和花鼓子三种。

由于传播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商丹路(商州、丹凤)与镇柞路(镇安、柞水)两种。商丹路在音乐风格和语言音调上，多用关中语系和当地土语(部分也用下河语)，曲调流畅、优美、柔和、婉转。镇柞路在音乐风格和语言音调上一般采用当地音(即鄂西北语系，当地称下河语)，曲调多高亢、明亮、欢快。

1.八岔子八岔子用八岔调演出，也叫八岔戏，多反映公子、小姐的艳情故事。其曲调分阳八岔和阴八岔两种。阳八岔又称硬八岔或大八岔，阴八岔又叫软八岔或小八岔。阳八岔其特点是一人开唱，众人帮腔。伴奏形式为演员清唱，锣鼓配节，即演员清唱，在腔句之间穿插固定的锣鼓点伴奏，不用弦索，句末由台后帮腔，成为“一人唱而众人合之”的形式。它的声腔结构是分腔、合腔、诉板相结合；阴八岔曲调开朗、豪爽而又抒情。节奏别致。属五声徽调式。一般用于剧目开头或行路时唱。在运用中并可加其他小调来演唱。每个小戏中间只要有这两个调的都可叫做“阴八岔”戏。

2.大筒子大筒子以筒子胡琴伴奏，也叫筒子戏，属于花鼓中的大中型戏。多表现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内容。大筒子是花鼓戏较高级的一种，具有文武场面，近于戏曲形式。因为棚子是它的舞台，其舞台次于演大戏的舞台，大于演小戏的台子，所以叫二棚子。又因文场所用的乐器叫筒子胡，其形似二胡，琴头较粗大，音色清脆、明亮、粗犷、浑厚。曲调有小生调、老生调、老配少调、半板、板半、阴调、放哀子等七种。

3.花鼓子又名小调戏，因戏中的曲调是由民歌小调所构成，所以也叫小调戏。多反映当地人民的劳动与爱情生活。它保持了一般民歌的原貌，戏剧化的程度较少；曲调多，旋律节奏、调式变化较丰富。有的剧目以一曲多变形式演唱到终，有的以多种曲调联用变化。曲式结构既有对偶句结构，又有启承转合形态。宫、商、角、徴、羽各类调式都有，以商、徴、羽调式居多，特别是商调特性较明显突出(如[石榴娃烧火调])，唱腔丰富多彩。由戏名起曲名，曲调短小，节奏明快，旋律流畅。它的伴奏仅用锣鼓按演唱的需要加在每一曲调的某一乐段或曲终处，词格也无严格的局限，五、七、十字句皆有，还有不正规的穿句形式。据不完全统计，曲调有250多支。

(三)唱词结构

商洛花鼓戏的词格就唱词句式而言，主要有七字句、十字句以及长短句。在演唱中，每句几乎都加有必要的衬字和虚词。七字句为二、二、三(二、三、二)词格，十字句为三、三、四(三、四、三)词格。

(四)器乐

早期的商洛花鼓只有筒子戏有文、武场伴奏，其余的都只有武场(打击乐)伴奏。后来搬上大舞台后，就文、武场都齐全了。

1.文场器乐

商洛花鼓的领奏乐器是筒子胡，包腔乐器有高音板胡、低音板胡、二胡、笛子。其他文场伴奏乐器有古筝、扬琴、琵琶、三弦、中胡、大提琴等。

2.武场器乐及锣鼓经

商洛花鼓的武场乐器有干鼓、暴鼓、牙子、大锣、小锣、铰子、堂鼓、大铙钹、小铙钹、撂锣、镲、银锣。

打击乐的锣鼓经分起板铜器和动作铜器。起板铜器主要有两种，即[单扭丝]和[双扭丝]。动作铜器主要从秦腔借用、吸收而来。早期的花鼓戏尽管有部分开场锣鼓，但多为花鼓子(指地围子，玩灯等形式)所用，演奏上可长可短，随意性强而戏剧性差。商洛花鼓戏打击乐器的音色接近川剧击乐的音色，比秦腔打击乐的调略高。

(五)商洛花鼓的代表剧目及有影响的演员

商洛花鼓的传统剧目据说抄本和口传本有100余册，代表剧目有《屠夫状元》《六斤县长》《月亮光光》《打铁》《石榴娃烧火》《绣荷包》《花墙会》《吴三宝游春》《李狗看花园》《坐西楼》《送香茶》《小东楼》《蔡鸣凤辞店》《山伯访友》《蓝桥会》《桑园配》《十八扯》《胖婆娘》《十把扇子》《大嫂子爱打扮》《绣荷包》《东岭北岭花鼓》等。剧情多取自生活题材，而爱情故事、社会风情和历史题材则较少。

有影响的演员有安康的余策成、旬阳的王茂功、山阳的杨老四、旬阳的王志，还有丹凤的宋治福、刘全兴、陈喜堂、李花振、赵生义、明安智、李新房、冯善亮、恭正鸿、刘兴安、陶三贵等。